第1節 硝煙中的談判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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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根據雅爾塔體系內容，美蘇兩大霸權國家平分天下，中國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之下，“有幸”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積極扶持中國，國民政府與蘇、美、英、法并列，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企圖把中國變成亞洲的老大，以代替日本的位置。它希望日本的工業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退回到20世紀20年代，不能高于遭到其侵略的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國擔心若是共産黨當權中國則會被拉入到蘇聯陣營，所以美國積極支持國民黨。
在雅爾塔體系背後是美、蘇和蔣介石政府間的一系列利益平衡。美蘇試圖為戰後中國的政治發展作出它們都可以接受的國際安排。太平洋戰争爆發後，美國領導人堅信，在東亞扶持起一個強大的中國，戰時有利于打敗日本，戰後可以成為遏制蘇聯的屏障。美國不希望中國發生大規模內戰，內戰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美國政府從1944年夏季開始直接積極地插手國共矛盾，試圖找到既能維持蔣介石地位又能防止內戰的辦法。
在抗日戰争如火如荼地進行當中，美國政府派出兩個半官方組織到達延安，“迪克西使團”和“赫爾利使團”。前者官方的主要使命是，“為了打敗日本，統一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後者考察後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無論從當前美國對日作戰方面考慮，還是從戰後美國保持在遠東長遠利益出發，都應放棄只單純支持蔣介石的錯誤政策，避免把美國的利益同蔣介石集團的命運捆綁在一起，可惜并未引起美國當局的注意。
迪克西使團是美國派向延安的一支觀察小組，“迪克西”意指美國內戰時期叛亂的南方諸州，在這裏則暗指陝北解放區。
後來，美國扶蔣反共，是害怕一旦共産黨掌握政權，倒向蘇聯，中國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這種顧慮其實是出于對毛澤東與共産黨的不了解。
抗戰勝利後，美國邀請中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印度執行占領日本的任務，當時給我們劃定的占領區是四國島，中國派出了一支部隊，準備去占領日本，挂出牌子“中華民國駐日占領軍司令部”。雖然由中、美、英、蘇四國成立了管制委員會，對日管制，實際上占領日本的是美國。英國所派軍隊不過3000多人，中國派出了少量軍隊，兩者都受美國控制。
美國給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提供了59億美元的援助。1949年毛澤東去會見斯大林，弄回了3億美元。馬歇爾計劃給歐洲100多億，90%無償贈予。
二戰結束，美國軍用飛機的産量将近30萬架，坦克6萬多輛，火炮110多萬門，航空母艦101艘。打完仗這些東西統統沒用，美國把這些東西送人，光給國民政府的坦克就1000多輛，一輛坦克相當于中共軍隊一個營的火力。國民黨軍一下子鳥槍換大炮，個個膘肥體壯。
重慶談判
八年抗戰，除了勝利的狂歡外，滿目瘡痍的中華大地，更多的是衰敗的經濟，凋敝的民生，停滞的教育，流離的人民。抗戰中直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死亡1800多萬人。抗戰結束，最應該幹的事是休養生息，進行建設。日本帝國主義被逐出中國後，國共之争再次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人們擔心內戰在中國重演。
國內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的呼聲很高，勝利後的國民黨政府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恢複其在全中國的統治，包括控制華中和華北被中共軍隊占領或包圍的廣大地區，以及從蘇軍手中接收東北。由于國民黨軍隊在戰争中被極大地削弱，龜縮于遙遠的西南邊陲，蔣介石根本無法實現短時間內聚集向中共軍隊發動戰略進攻的軍事力量。另外，蔣介石需要美國的支持，美國雖然支持他“軍令政令統一”，但并不贊成他使用武力統一，蘇聯更是如此，絕不會接受國民黨用武力消滅中共。
因此，蔣介石一方面備戰，一方面為安撫民心，發動和平攻勢，接連三次發出電文，邀請中共領袖毛澤東赴重慶參與談判，讨論雙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共中央認為抗日戰争階段已經結束，新的階段是和平建設，應當力争一個和平建設時期，避免內戰或使全面內戰盡可能地推遲爆發。毛澤東等在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國民黨政府代表張治中的陪同下，從延安乘專機赴重慶。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在機場向新聞界發表了簡短的談話，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以期實現全國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毛澤東親自到重慶談判，中國共産黨争取和平、民主、團結的誠意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擁護。毛澤東到重慶後，蔣介石盡管作出了以禮相待的姿态，但由于國民黨本來沒有和談的誠意，沒作談判的任何準備，談判的程序、議案均由共産黨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談判籌備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在重慶期間，國共兩黨整個談判過程幾經周折，充滿了激烈的政治鬥争。鬥争的焦點是軍隊和解放區問題。
在軍隊問題上，國民黨處心積慮地要取消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中國共産黨在長期的革命鬥争中深深地認識到，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但為了争取和平，共産黨在談判中做了必要的讓步。中國共産黨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表示中共領導的軍隊可以大量削減。當時人民軍隊人數已超過100萬，共産黨方面提出改編為48個師，而當時國民黨的軍隊為263個師。但國民黨方面斷然否定中共的提議，苛刻地要求“中共軍隊之組編，以12個師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産黨“交出軍隊”。其後共産黨又進一步作出讓步，同意國民黨263個師，共産黨43個師，比例接近7：1。國民黨方面提出軍隊将編至140個師，中共方面提出可相應改編為20個師，雙方軍隊比例仍為7：1。經過共産黨多次讓步與力争，國民黨方面才表示“可以考慮”。
關于解放區問題，中國共産黨提出解放區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發展的結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從談判一開始，共産黨方面就提出“承認解放區及一切收複區的民選政府”，但國民黨方面則表示“承認解放區絕對行不通”，将解放區斥之為“封建割據”。争論最激烈的軍隊和解放區問題一直懸而未決，談判一度陷于停頓。
為使談判獲得進展，中共方面先後做過多次讓步。10月上旬，談判獲得進展，毛澤東表示國共雙方在一起商量團結合作、和平建國問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強調“和為貴”，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針來解決兩黨的争端。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王世傑、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和周恩來、王若飛共同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紀要》就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黨派合作、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等12個問題闡明了國共雙方的見解。其中有的達成了協議，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見。國民黨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承諾要堅決避免內戰。
重慶談判的內容比較務虛，提出堅決避免內戰，但不好操作。唯一可操作的就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兩個問題争論激烈，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解放區自衛戰争的勝利和國民黨統治區反內戰運動的高漲，迫使國民黨政府按照《雙十協定》的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
戰場、談判桌遙相呼應
國共還在重慶談判期間，武裝沖突就已不斷。東北、華北是中共戰後戰略的重點。平漢、平綏和津浦鐵路沿線早已戰火紛飛。毛澤東在兵力處于劣勢的情況下，鼓勵大家不要怕。我們希望和平統一中國，但是蔣介石來勢兇猛，對我們的壓力很大，除抵抗之外，別無他法。不打肯定被消滅。我們主張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勝之的可能性很大。國共雙方一面在戰場上彰顯自己的軍事優勢，另一方面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戰場上的勝敗，會增加或削弱談判桌上的籌碼，而為争取社會輿論與人心，談判不得不繼續，而且為戰争所不能代替。
國共雙方在華北發生大規模軍事沖突的時候，國共交涉暫時中斷，國共兩黨在政治、軍事上重新對抗，談判無法繼續。激烈的武裝沖突和國內劍拔弩張的氣氛，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擔憂。國內中間黨派及各方力量強烈呼籲繼續和談，美國一直希望中國能夠和平解決內部争端。美國于1945年12月，再次派馬歇爾将軍來華，作為美國總統的特使，調解處理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的關系。
1946年1月，美國馬歇爾将軍、國民黨代表張群、共産黨代表周恩來組成三人調解小組，調解國共軍事沖突。
中國共産黨不希望再開戰事，但國共兩黨絕無組織聯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将中國共産黨的軍隊國家化，将中國共産黨的部隊編入國民黨軍隊的建制，要共産黨繳械，是在讓共産黨自尋死路。毛澤東說：“和談是另一次戰争的政治準備。”戰争初期，共産黨在軍事上并沒有占據上風，便往狗嘴裏扔扔骨頭，投其所好。
談判是另一場戰争。日本剛剛投降，朱德總司令馬上下七道命令速遣中共軍隊往東北、華北占領淪陷區。盡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盡最大的可能維護人民的利益。
至于談判，馬歇爾調停初期，共産黨在軍事上還未占上風，但談判桌上的周恩來，與東北戰場上的軍隊統帥林彪遙相呼應，中共軍事失利，談判姿态随即軟化，一旦得利，姿态馬上轉為強硬，一松一緊，政治談判與軍事沖突交相運用。在馬歇爾調停期間，中共的會議戰術，運用得出神入化。馬歇爾面對周恩來這樣一個足智多謀的談判高手，在會議桌上，當然只有被牽着鼻子走的份。
參閱《解放戰争的轉折點：揭開四平之戰的內幕》，《世界博覽》2009年第14期。
馬歇爾赴華調停，手中有一張王牌：美援。馬歇爾動辄以切斷美援威脅國民黨就範，停止軍事沖突與共産黨組織聯合政府。當國民黨屢次不聽話的時候，馬歇爾果然下令禁運美國軍火到中國，蔣介石吃盡了苦頭。但中國共産黨的部隊卻不依賴美援，所以馬歇爾對我方并無約束力。馬歇爾把自己置于了兩難的境地。
出力不讨好的調停
可憐的馬歇爾，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懷揣理想來到中國。他希望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像美國一樣的國家，執政政府包容其他黨派，包容共産黨，包括其他民主黨派，成立一個聯合政府，由一黨獨裁，走向多黨執政，雙方交出軍權，軍隊隸屬于國家。這樣民主國家的體制在中國基本上就可以具備了，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實現了。可惜他對中國的認識過于膚淺。
毛澤東對于這段歷史有過這樣的描述：“1946年1月，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和中國共産黨的代表簽訂了‘停戰協定’，發布了停戰令。并組成了有美國代表參加的‘三人小組’，和‘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在所謂的‘調處’期內，馬歇爾使用各種狡計，首先在東北，後來又在華北、華東、華中，協助國民黨軍隊進犯解放區，并積極訓練和裝備國民黨軍隊，供給蔣介石以軍火和大量戰略物資。至1946年6月，蔣介石已将國民黨正規軍總兵力（大約200萬人）的80%調集到進攻解放區的前線，其中有54萬多人是美國武裝部隊直接用軍艦、飛機幫助運送的。蔣介石在布置就緒後，于7月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争。接着，馬歇爾就在8月10日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宣布‘調處’失敗，以便讓蔣介石放手打內戰。”
引自《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馬歇爾的調停并不招毛澤東的喜歡。美國不過是在幫助蔣介石争取時間調度而已。但共産黨同樣需要時間，也不希望戰火再起，生靈塗炭，希望借此機會能夠促成國內和平，調停的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而蔣介石覺得有了特使，自己時時受制于人，總有人處處與自己作對，讓自己坐失良機。這位美國将軍兩邊都讨不到好，只得敗興而歸。馬歇爾将軍幾乎是在一片罵聲中離開中國的。
根據調停精神，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的政協會議，國民黨、共産黨、民主同盟、青年黨、無黨派人士共38人參加。會議圍繞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隊改編、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争論。會議通過了《關于軍事問題協議》、《關于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關于憲法草案問題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于政府組織問題協議》。這些協議的簽訂是中國共産黨和民主黨派、愛國人士與國民黨鬥争取得的一次勝利。但是國民黨很快撕毀了這些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
中國從堯舜禹時代開始，幾千年了已習慣于服從一個人。在這塊土地上，不可能産生華盛頓、拿破侖，只能産生劉邦、朱元璋這類人物。蔣介石堅信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有我沒你。所以政協會議無果而終，中國失去了一次走向和平民主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