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其精兵再分權
宋太祖“收其精兵”的第一步是把軍區大院一塊長大的哥們兒都辦了；第二步呢，就是把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對皇帝直接負責；第三步是設立樞密院；第四步，實行更戍法；第五步，地方精壯編入禁軍，強幹弱枝。
樞密院的設立是為了和禁軍統領互相牽制，調兵的不指揮軍隊，指揮軍隊的不調兵。禁軍是什麽？大家都認為這個禁軍就是禁衛軍，其實不是。北宋軍隊由四個兵種構成：禁軍、廂軍、鄉兵、藩兵。禁軍就是正規軍，相當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禁軍在中央和邊境，地方上的兵被稱作廂軍，相當于各地的武警部隊，鄉兵，相當于民兵預備役。藩兵一般就是在邊境上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
正規軍的禁軍統帥叫殿前都點檢，相當于總司令。趙匡胤之所以能夠篡權，就是因為他之前做的是這個殿前都點檢，正規軍總司令造反，那不是易如反掌？而且那時候他妹夫高懷德是副點檢，他們倆就能輕易把這江山給篡了。
趙匡胤深知禁軍統領的厲害，所以他做了皇帝之後首先就把這個職務給廢了，變成了三衙：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步軍司。這就是把這禁軍統領權一分為三的過程，總司令由一個變成了仨。他們仨都對皇帝負責，但是你能統帥軍隊，調兵卻不歸你，歸樞密院。
樞密院有點像我們今天的總參謀部，調動軍隊都由它負責，是宋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長官為樞密使、樞密副使，執掌“兵籍、武官選授及軍師卒戍之政令”。與政事堂分掌文武大權，號稱東、西二府，直接對皇帝負責。三衙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卻無權調遣，沒有發兵的權力。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這樣可以讓二者互相牽制，利于皇帝對兵權的控制，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
比如說你統領一支部隊，但你能調動這支部隊嗎？我調一幫人幫我回家蓋房子去，那不可能，你調一個人都得上報。你能指揮這支部隊但調動不了這支部隊，樞密院可以調動但不直接指揮。統兵的不調兵，調兵的不統兵，這樣軍權才能分散，要不然就容易造反。這樣，禁軍将領就好像是雇用司機，派不派車不歸你管，車不是你的，但你能開。
而且，樞密院的長官一定是文官。北宋多半是文官治軍，這個有點跟今天的西方國家相像。今天西方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律穿西裝，稱呼起來也是什麽什麽先生，不是什麽什麽将軍，而且西方審判戰犯的時候，戰犯一般也都是穿西裝，很少有穿軍裝的。用文官治軍，就是怕武将來幹預政治。中國北宋的時候就已經這麽做了。
名将凋零心郁悶
實行更戍法，就是将禁軍一分為二，一半留守京城，一半遠去邊境或者地方，二者每一年或兩年必須換防一次，這樣一是為了習慣勞苦不懶惰，二是為了防範兵變發生，推行“将兵分離”政策。因為，第一，根據宋朝的官制，有實權統軍的将領一半都是皇帝臨時指派的，并沒有固定的人選；第二是因為統帥并不随地易防，皇帝讓他在哪兒守着，他就必須在哪兒守着，士兵可以換地方，統帥卻不可以。于是這樣就造成了“兵不識将，将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将不得專其兵”的局面。
如果禁軍要外出作戰，則由皇帝派遣将帥，并由皇帝親自制定作戰方略，将領還不能擅自更改，也就是說，這仗怎麽打，戰略、戰術之類的都是皇帝預先制定好的，将帥只是一個命令的執行者，不能随意變動，也不許随機應變。為了監督将領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宋廷還派監軍随同前往，監軍就相當于是皇帝的眼睛，監督着将領按皇帝的計劃進行，并且還授予了他生殺大權。如果這個将領擅自做主，不聽話的話，就可以直接就地正法。難道說，趙匡胤就能保證他以後的皇帝每個都是“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裏之外”的軍事家？帶兵的将軍不能擅自修改作戰方略，可他的敵人就是手中的棋子，可以任他随意擺放嗎？可見，禁軍的選練、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于皇帝，而趙匡胤對軍隊的控制欲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
趙匡胤即位之後，還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他派使臣去各地征兵，挑選精壯的士兵補充禁軍，還經常親自訓練、校閱，給予很高的待遇。為了挑選合格的士兵，趙匡胤還挑選強壯士兵作為模範，送到全國各地，讓地方照樣招募，後來發現這樣很不方便，于是改用木偶，按照規定尺寸制作木偶，将做好的木偶再下發給地方官，讓他們按照模型來挑選，非常嚴格，可見宋太祖對于禁軍的身體素質要求是多麽的高。
最強壯的人都被皇帝選去做禁軍了，那剩下實力不強的人就只能留在地方上，地方的實力就變得很弱，只能捕盜根本不能打仗，捕盜還經常被盜賊給累死，基本上是一幫老弱病殘。于是“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感有異心者”，于是都乖乖地聽命于皇帝，再也沒有想藩鎮割據的力量了。史籍記載：“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裏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诏，朝召而夕至。”
所以後來少數民族政權，遼也好，金也好，元也好，跟宋朝打仗只要一突破邊防馬上就能打到京城。因為中間這些州郡都沒用，中間州郡全是老弱病殘，賊都抓不到，不能抵禦游牧民族的軍隊。
而且從北宋開始，中華民族綿延了幾千年的尚武精神就越來越蕭條。
中國的對外戰争在近代以來屢戰屢敗，除了制度腐敗、裝備落後，最關鍵的一個原因就是缺乏尚武精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秀才去背弓拉箭，什麽玩意兒啊！為什麽日本幾十萬人能縱橫中國？人家那讀書人腰裏是插着兩把刀的，咱們讀書人是插着扇子的。
西班牙皇家馬德裏武器博物館在北京故宮辦過一個展覽，看完之後我真的覺得震驚。你看人家皇帝玩什麽玩意兒——盔、劍、盾牌，整天玩這個。你看咱們皇帝整天玩什麽——蝈蝈、蛐蛐，高雅一點的是筆墨紙硯。一個民族尚武精神的集體缺失，就從宋朝開始了，原因就是宋朝怕被造反，把武将的地位壓得太低了。
八十萬禁軍教頭豹子頭林沖，讓高俅給欺負成那樣。你說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很牛嘛，練武術的怎麽能被一練足球的欺負？不是的，八十萬禁軍教頭不是八十萬禁軍的武術總教練，在當時禁軍教頭有5700多個，林沖只不過是1/5700。教頭上面是都教頭、虞侯、都虞侯、指揮使、都指揮使，都指揮使是正五品，教頭從八品下。古代官品每品分正從兩級，四品以下的官，每級又分上下兩階，他是從八品下。縣令正七品上，這一比較，擱今天的話講是連排級幹部。
宋朝的士兵經常逃亡，防止士兵逃亡的辦法是在臉上刺字，但是臉上刺字是犯人，這就等于毀容嘛。在臉上刺上“第八營第一連第二排”，跟肩章似的。宋朝只有北宋的狄青、南宋的岳飛是武将熬上樞密副使的，挺不容易。狄青當樞密副使的時候臉上還有字。皇上給他藥水要他洗下去，他說我留着，要激勵将士，跟他們說我這樣臉上帶字的也能當上樞密副使。但是就你這一個，沒別人了，激勵不着将士。
可就是這麽一位受人愛戴的将軍，做了樞密副使，依然受到大臣們的诽謗。宰相文彥博請求罷免狄青時，宋仁宗維護狄青說他是忠臣，可文彥博立即反駁道：“宋太祖難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嗎？”這個就算假設成立吧，但最可笑的理由編造者應該就是歐陽修，他向宋仁宗上書希望罷免狄青，一本奏章洋洋灑灑幾千字，舉不出一條有力的罪證，寫的全是狄青的好話。估計歐陽修寫着寫着也覺得自己這不犯病嘛，怎麽替狄青寫起好話了，可實在找不出狄青的過錯，最後一咬牙，把發大水的罪責安在了狄青身上，說：“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将亦陰也”，今年發大水就是老天爺因為狄青任樞密副使而給的警告，這個理由可謂是莫名其妙，而從歐陽修的嘴裏說出來，更是讓人覺得荒唐至極。
不管理由是假設還是荒唐，都表示出朝廷對狄青越來越深的懷疑，早在狄青被拜為樞密副使時，宋仁宗生了一場大病，後來慢慢康複了，知制诰劉敞趁機上書說：“天下有大憂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體平複，大憂者去矣，而大可疑者尚存。”這裏面說的大憂者就是廣源叛賊侬智高，而大可疑者就是狄青，侬智高已平，狄青就成為了朝廷最大的威脅，大有狡兔死、走狗烹的意思。就在這種猜忌之下，對狄青的懷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關狄青的各種緋聞層出不窮，而朝廷狗仔隊更是無時無刻不盯着狄青的一舉一動，只要狄青一家有任何風吹草動，他們就能編出各種版本的神怪八卦。
比如說狄青家養了一只狗，可能這只狗不小心碰了頭，腦袋只是腫了個包而已，可到了谏官的嘴裏就變成這條狗頭上長出了角；有一次，狄青家晚上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看見火光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就開始盛傳狄青家晚上有怪光沖天；甚至連京師發大水，狄青家宅被淹，被逼無奈只好先暫時住到地勢比較高的相國寺，他在大殿上拜拜佛，也被說成是他要奪取皇位的行動，引起人們的懷疑。任何人也不能阻止關于狄青造反稱帝的謠言，宋仁宗被逼無奈，為了保全狄青，只好罷免了狄青樞密副使一職，加宰相頭銜，出知陳州，離開了京城這片是非之地。
在狄青前往陳州之前，他就對人說：“早聽說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我這次去陳州，必定爛死在那裏。”後來，果然一語中谶。狄青已經遠離朝廷，但朝廷并沒有遠離他，每半個月就派人上門看看狄青幹嗎呢，還美其名曰撫問。這時的狄青已經被謠言整得惶惶不安，一看朝廷使者上門狄青就要“驚疑終日”，生怕朝廷再想出什麽招數折騰他。巨大的心理壓力壓垮了這位昔日猛将，被貶到陳州的第二年，年僅50歲的狄青因為“疽發髭”，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而亡。現在人一般上火了，嘴上就會長幾個泡，狄青嘴上都長了毒瘡，可見他心中的火有多大，他內心多郁悶。
他曾馳騁沙場，浴血奮戰，為宋朝立下汗馬功勞，可他既沒有在兵刃飛矢之中倒下，也沒有血染疆場，馬革裹屍，身為一名武将，卻在同僚們猜忌、排斥的打擊迫害之中死去，心中是何等冤屈。
就因為宋朝把武将的地位壓得這麽低，所以對外戰争老打敗仗，沒人尚武，打仗都讓文官去。文官又不會打仗，皇帝手裏握着兵權，可總不能有點啥事就禦駕親征吧，那你朝裏的事還管不管？有人說，那邊打仗邊處理政務呗，先不說這樣做，當皇帝的身體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要是這仗打個三年五載的，而且地方還挺多，皇帝一天沒事幹，就帶着軍隊到處跑了，既耽誤國事又浪費錢糧。于是趙匡胤又想到辦法了，需要帶兵打仗的時候，就直接指定一個将軍或者元帥帶兵出征，反正你打完仗回來，這兵權還得交回我手裏。解決完帶兵将軍的問題了，趙匡胤還要事先制定好作戰計劃，要不怎麽說皇帝這差事不是誰都能做得呢，太辛苦了，畫好行軍布陣圖，然後交給出征的将軍，讓他照着自己制定的計劃去打仗，還不能随便更改作戰計劃。這樣還不夠保險，再派一個文臣做監軍，監軍監軍，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軍隊，其實也是監視領兵将軍的一舉一動，你要是不按照皇帝給的作戰計劃打仗，我就報告給皇帝，你就等着被皇帝治罪吧。
皇上給你一個陣圖，照着打。你拿着陣圖到了前線，打開就傻了眼了，按皇上的布置根本沒法打，再請示皇上吧，沒等你請示到，敵軍到眼前了，下輩子再請示吧。
趙匡胤應該沒有想到，他自己是能文能武，會行軍打仗，排兵布陣，可他的子孫後代會嗎？這不是光讀讀兵書就能補足的，加上趙匡胤覺得安內重于守外，所以縱觀有宋一代，文臣名相不計其數，可能征善戰的武将卻屈指可數。
只要不造反，生活很美好
趙匡胤集中軍權的同時，還集中行政權，這就是“稍奪其權”。
首先是中央，雖然在中央設置了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但職權實際上都歸中書省，而名稱也叫中書門下，又稱政事堂、都堂，聽這全稱也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将三省之職合歸一處，就是處理日常政事的地方。它不同于前代的中書省，不是設于禁中的決策機構。三省及六部長官非經特許一般是不能管理本司事務的，于是就成為一種閑職了。
趙匡胤還将官、職、差遣分離開，這是一套真正奇異而又複雜無比的幹部制度。簡單說，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當于縣裏科級幹部的主簿官兒，一般都不擔任與官職名稱相符的職務。換句話說，就是本部門的官員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門的事務。于是官就是用于确定官位及俸祿的，或者稱為正官、寄祿官，實際上只是個虛職，例如以前管事兒的尚書、仆射、侍郎什麽的，現在就只是一個擺設，沒有實際權力。職是專門授予文官的榮譽頭銜，又稱貼職，也沒有實際權力，如直閣、學士之類。而差遣才是官員擔任的實際職務，也稱職事官，這些都是臨時指定、派遣的，例如樞密使、三司使、轉運使等，也就是說如果朝廷真有什麽事需要有人去管了，皇帝就從剛才所謂的“官”裏挑選一些人，然後給他們安排差事，在所任職務名稱前加上“判、知、權、管勾、提點”等名目，只有這個時候官才有具體的工作可以去做，手上才有實權。這時候，就有人說了，你直接給官安排事情多好，什麽官就幹什麽活多省事，把官、職、差遣分開太混亂了。可也正是這種官、職、差遣的分離，才能使各級官員有其名而無其實，更不能專其權了，只有皇帝将手中的權力下放，讓你幹什麽工作時，你才有實權。所以，這權力還是皇帝說了算。
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經常說“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這個“一人”指的就是宰相，可見宰相的權力有多大，宰相是中國古代最高的行政長官的通稱，平時處理軍國大事、發布政令等都是宰相的日常工作。趙匡胤在初得天下的時候，為了撫慰後周舊臣和百姓，穩定政局，依然任命後周範質、王溥、魏仁浦等人擔任宰相。通過與趙普的對話，趙匡胤覺得藩鎮太重不過是中唐以來君弱臣強的表現之一，解除藩鎮權力也不過是三大國策付諸實施的一方面成效而已。而相權的強弱消長總是直接影響到君權的安危存亡，“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類例證在中國歷史上更是屢見不鮮，于是趙匡胤只要一有機會，除了在權限制度上消減宰相的權力之外，在禮儀體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壓。
秦漢時期，宰相地位極為崇高。拜相時，皇帝要施以大禮，因此才有“拜相”一說。在朝廷上，宰相有時甚至與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見宰相，雙方需要下車相互施禮；宰相生病時，皇帝應該到相府探視；宰相見皇帝商量政事，是要賜茶看座的，即所謂的“坐而論道”。但是，到了趙匡胤時代，看到宰相們坐在他面前說話，他心裏就開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們說：“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們把奏折拿到我面前來。”幾位宰相不知是計，便走上前來，結果，事先安排好的內侍們趁機把宰相們的椅子撤掉了，從此，宰相們就只能站着奏議朝政了，并且成為定制。
趙匡胤為了分割宰相的權力，還另設參知政事，實為副相，分掌民政；又以樞密使主管軍政；再以三司使總領財政。所以在宋朝，但凡擁有宰相這一官稱的人只意味着他擁有宰相的資格和可以領取宰相的俸祿，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他才能算是實際的宰相。這種繞山繞水的幹部制度，常常會使我們在碰到大宋帝國的官職稱謂時，一頭霧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判中書省事這個稱謂，實際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書省副首長兼中書省副首長，然後代理中書省首長。因此，名為“百官之長”的宰相，實際上并沒有什麽權力。
然後在地方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王臣指的就是地方官，做皇帝的就只有一個人，就算他精力再旺盛，也不可能事無巨細，管完中央的事，又管地方各州縣的事，所以這就需要地方官去替他管理。但是對于熱衷于将權力收歸自己手上的趙匡胤來說，對地方州郡一級的長官也不放過，采取了“罷領支郡”的措施。
什麽是“罷領支郡”呢？原來自中唐以來，節度使一般統轄若幹州郡，其駐地以外的州郡稱為支郡，這樣一來，節度使的權力過大。但到了趙匡胤這裏，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允許的，一個州郡的地方官只能統轄本州，不能兼領他地。而且還派文臣管理州事，而且還設置了“通判”來牽制地方官。所謂通判，就是州裏有什麽事，地方長官都要與通判共同商量、決策和管理，其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通判既不是二把手，也不是下屬，其職權範圍與地方官相同。凡州內發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政務，通判可以直接上奏，州郡發布公文，還需知州與通判“聯署”；知州處置公務，也必須與通判協商，因而通判又稱“監州”。
這樣看來，宋朝掌管地方事務的領導是有兩位，雖然通判的地位稍稍低于地方官，但行使的權力卻一樣，任何事情只要其中一位不答應，那這事就沒辦法解決。試想，如果有一件緊急的事情需要兩位領導做出決斷，但兩人意見相左，無法達成共識，要是再時不時地喊着“我是監州，皇上讓我監督你”，這得耽誤多少事情啊！
然而太祖趙匡胤設計這麽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讓各級、各類、各地的官員們統統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擁有多榮耀的職，只有當皇帝的差遣下來了，你才能夠明白自己是幹什麽的，這使得所有人對于自己未來可能履行的實際職務都一片茫然。而在任職時間上，規定了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則為四年的限制，并且在執行時也非常嚴格。例如青州北海縣升格為北海軍後，楊光美被派去擔任知軍。此人在任期間為政清廉，官聲極佳，深受百姓愛戴。三年任期滿後被朝廷召回，北海軍數百名百姓來到京城請願，要求留楊光美繼續擔任北海地方長官。可趙匡胤卻不允許，下诏讓百姓們回去；百姓們不肯。于是，趙匡胤下令：“笞其為首者。”就是鞭打領頭的人。結果，把一件喜事活活變成了喪事。可見，趙匡胤對此限制之嚴。而且，後來他還下令，地方官任期滿後，當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請求地方官留任。這種限制造成了“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現象和感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個臨時工而已。從而，在客觀上增加了大宋帝國官員們利用職權，在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系統中培植自己勢力的難度；主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這種故意。于是，自然難以危害朝廷。
太祖皇帝抑武重文的原因，在他對趙普的一段話裏道出其中玄機：“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人。”在太祖看來，任用文士僅僅因為他們可能産生的危害遠不及武人來得大，更不會向武人那樣危及政權的根本。一百個文官貪污也不如一個武将造反對國家的危害大。所以你願意貪你就貪，只要你不造反。可見他自己造反得的江山，就很害怕別人造反。
文人跨馬掄刀不行，種地不行，可他們會算計，搞經濟建設是強項，短短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将近一倍，農作物種類和産量也成倍增長，人口也有所增加。
趙匡胤除了對中央、地方政權的完全掌控外，對于法律判決權也不放過。由于五代藩鎮跋扈，以致不顧法律而随意殺人。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趙匡胤下令，各州判決的死刑必須由刑部進行複審，并且還恢複了縣尉，由縣尉執掌一縣司法治安的權力。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趙匡胤明令，禁止藩鎮以牙校審斷州府刑獄的陋規舊習，任命科舉出仕的文官來斷案，剝奪了藩鎮對州府一般案件的審理權。死刑要報請中央，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殺了人，判死刑，須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當然一般不會被駁回，準能夠核準，但是一定要把死刑報給中央。古代死刑都是由皇帝親自批準。
比如在清朝，就有懋勤殿勾到。皇帝在懋勤殿用朱筆将死囚姓名勾去，表示核準，又稱“勾決”或“勾到”。勾決咨文下達便可執行死刑。勾一個人，大臣就要下跪三次給他求情，上天有好生之德，請皇上恩準。皇上說這家夥太壞，勾了，但大臣還是每一個人要請求三回，別殺他，上天有好生之德。其實也就做個樣子。因為一般判死刑的都是大奸大惡之人，勾了就完了。
同時，還有就是“制其錢谷”。武将出身的趙匡胤，嘗到了手握軍權所帶來的甜頭，但他也深深明白軍隊除了将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要有錢、糧支撐，試想如果沒有軍饷，哪個士兵願意為皇帝在戰場上厮殺呢？之所以中唐以後藩鎮割據，是因為藩鎮節度使掌管地方錢、糧，并以此來招兵買馬。因此趙匡胤覺得要防止藩鎮割據現象再次出現，就要從地方的錢、糧下手，從根本上消除形成割據的經濟基礎，極力削弱地方官府的財權。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朝廷頒布政令規定，每年各州賦稅收入，除度支經費外，其餘“悉辇送京師”。凡以“留州”、“留使”等名目截留的財物，一律上繳朝廷。随着政權機構建設的逐漸完善，地方財權通過路一級的轉運使、州一級的通判、縣一級的主簿，最終統歸中央。趙匡胤還派京官監督各地場務，場務就相當于現在的稅務局，征收各種商稅、專賣稅，他們制定條禁，整齊文簿，将有關稅收直接納入國家財政，稅收與地方官再無關系。這些措施無異于釜底抽薪，将準備養兵自大的本錢都搜刮到朝廷的腰包裏。
中央則以三司總掌財政，號稱“計省”，下設鹽鐵、度支、戶部三部。三司長官為三司使，號稱“計相”，地位僅次于宰執，其實就相當于現在的財政部長，這把握着國家的經濟命脈，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
北宋不僅收繳了地方的財權，還限制藩鎮享有的商業特權，嚴禁官員買賣貨物，更不允許将經商當成第二職業，利用官職之便賺取外快。由于“外州無守財”，朝廷便得以控制全國財政，致使宋朝的“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
不過，宋朝還是很可愛的王朝。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時代來臨了，只要不造反，幹嗎都行。漢唐很可敬，但是一将功成萬骨枯，活在那樣的朝代很慘。明清就更崩潰了，尤其是明朝，生活在那種朝代真是生不如死。明清的可怕和可惡，反襯出了宋朝的可愛。
宋朝的財政總收入很吓人。北宋是明朝的十倍，南宋是明朝的六倍。直到《辛醜條約》那會兒，清朝的財政收入才趕上南宋。你想兩宋那富裕到什麽程度，都是重商主義發展的，特有錢。如果宋朝不是被蒙古人給滅掉了，咱中國早就按部就班發展到近代社會了，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太祖皇帝有遺訓，刻在碑上。此碑立在宮中的一個秘殿裏面，每一個新登基的皇帝都要去看。“靖康之變”後，人們才知道碑上刻的內容：第一條，不得殺害柴氏子孫，咱的江山是從柴家搶來的。這要擱在別人，我從柴家搶了江山，我得把柴家連根刨。宋朝卻規定不得傷害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何況他也不可能有罪。《水浒傳》裏面有個逼上梁山的柴家後人，小霸王柴進，那個是虛構的，不能算。
第二條，不得殺害士大夫，上書言事者無罪。在宋朝你只要是讀書人就沒有死罪。文官沒有被判死刑的。這一沒有死罪，你說貪污怎麽辦？殺還是不殺？祖宗家法是不許殺士大夫，那就流放吧，他又說士可殺不可辱。流放就是一種侮辱，還不如殺了。皇上說那只能無罪釋放了，一件快意事兒我也做不得。宰相說這種快意事兒你不做也罷。
不能殺士大夫，士大夫給皇上寫信說事，無罪。宋朝文官地位不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現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資薪水，還有茶酒錢、職錢、給券（差旅費）、廚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種各樣的雜費，此外還有“職田”，依官階高低可得田四十頃至一二百頃不等。哪怕退休了，也會給一個管理道教宮觀的名義，借此還能領取俸祿。
總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鐵飯碗”。宰相的工資一年差不多折合今天三百萬人民幣，是當時兩萬四千畝土地的總收入，除此之外你還可以貪污呢，那三百萬是小頭，大頭在後邊呢。所以，宋朝就是再清廉的官員，生活也是很豪奢的，包括我們知道的寇準、歐陽修，這幫人都特講排場，到了可勁造、花不完的地步，如果換了你也是一樣花不完。宋朝厚待士人，知識分子的生活很好很強大，所以才會有空去研究理學，去寫宋詞，這個宋詞和唐詩的風骨就完全不同了。
宋朝的官多，待遇豐厚，責任卻很小，只要不出大錯，會通過政績考核“磨勘”，一路綠燈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時代。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中國古代，對于皇帝身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誰，一旦今天皇帝心情不好或者自己做錯了什麽事情，随時都會有性命之憂。可對于宋代的文官，不殺文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發誓，宋朝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天堂。
知識分子有錢，皇帝可夠慘。宋朝皇帝慘到都沒錢給自己修墳的份上。皇陵特別簡陋，在河南鞏縣，跟漢唐那種跨山連谷的皇陵沒法比，跟明清也沒法比。別的朝代都是皇上一登基就開始修墳，皇上不死這墳不能修完，不能說我完工了，你入住吧，那哪兒成。皇上活着的時候工程不能停。而宋朝是皇上活着不能修墳，皇上死了之後七個月內必須完工，只要別豆腐渣，盡快幹完就是了，要不然皇上的屍體都爛了。所以那皇陵都很簡陋。
祖訓的第三條是不加田賦。當然這一點就沒做好，要是不加田賦皇上和文武百官吃啥？何況他們還得吃得好！
冗官冗兵效率低
這麽一來，朝內朝外和地方上的權、兵、錢全都沒了，中央集權得到大大加強。
藩鎮割據的基本鏟除，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安定，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強幹弱枝又把地方都給削弱了，所以除了清初特殊的三藩之亂，宋朝以後确實沒再發生過關于地方反叛中央的事兒，這個問題解決得很好。但官員冗濫，財政開支龐大，又是伴随而來的弊端。官員冗濫到什麽程度？前面說了，樞密使雖然管軍事，但是三省六部不能變成三省五部呀，兵部還是有的。三司使管財政，戶部也還是在的。如此一來兵部和樞密使，戶部和三司使的機構就重疊了嘛，重疊就會産生扯皮呗。這事是你幹還是我幹，所以這效率反而低下。而
